type
status
date
slug
summary
tags
category
icon
password
三八节日的名字的敏感，反映了女性主体意识的增强。“女神节”是消费主义的陷阱，但“劳动妇女节”本身也是一个话语陷阱。其最初设立的目的，与其说是赋予女性权利，不如说是旨在动员出妇女的力量，促使她们为更宏大的目标努力。
1914年大战爆发后，参战国不得不让妇女走出厨房，去接替男性留下的岗位，各国都陆续开始开放妇女的选举权。反过来，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保持中立的瑞士，由于并无征召妇女劳工的战争压力，女性晚至1974年才获得选举权。
现代的“妇女节”由共产国际设立于1921年，原因就在这里。从这个历史脉络来说，乍看是当时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更重视女性权益，但内在来看，则是这些国家的总动员机制需要把妇女、儿童等原本边缘的社会群体，全都组织起来，激发其参与，从而更好地实现国家目标。现代历程中对女性的解放、动员女性走出家门，都是为了国家需要，而不是女性权利本身。
‘苏联式’妇女确实是欲求‘解放’之妇女的胜利，但同时似乎也显示出国家对家庭的胜利。动员女性这一重要人力资源，是为了“把女人当男人用”，想要她们加入劳工队伍，利用其生产力，但对其私人生活中的家务、生育等的保障却明显不足。妇女被叫去参加生产，却被剥夺了再生产。
一个普遍的误区：女性有了生育自主权，就一定会少生或不生。其实未必，至少法国、瑞典的实践相反，如果社会有足够的保障，生几个没有后顾之忧，有些人真的喜欢孩子，现在的问题是她们想生都不敢生。
当下女性所面临的现实。所谓“劳动妇女”，推崇的是那些“能成为生产力的那部分女性”，往往还隐含着“为国奉献力量”的意味，是履行义务来换得荣誉，还不止是“通过自己的工作来赚钱”。“劳动”的话语，潜在地贬低了女性的其它工作，比如家务、照护家人，在全世界都是主要由女性承担，但在国内的话语里，干这种活的只是“家庭妇女”而非“劳动妇女”，因为“劳动”是指公共领域里为国工作。
无论是“妇女”、“劳动妇女”还是“女神”，实际上都只突出了“某一部分女性”，只不过基于不同的诉求来彰显这部分女性的价值，但这就潜在地忽视乃至贬低了其他女性。资本的逐利也能推动满足女性那些本应合理而不被看见的需求，在某些情况下，消费主义甚至是对女性的一种解放——女性有了自己的钱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那本身就是一种不可低估的重要权利。
对于女性个体而言
谦虚、谨慎、温和与被动，这些特质是父权制文化下，女性的默认出厂设置。女性会因具备这些性格特征持续获得正向评价，进而强化对此的认同。自信、调皮、冒失、冲动、野心勃勃等这些在男孩儿身上经常得到鼓励的特质，在女孩儿身上，则常常是被打压的。领导力，追根溯源，其实与上述这些性格特质紧密相关。
那些拼命教你学好的，多半是为了方便自己使坏。对性别的规训，多半是为了另一个性别获取利益。
父权制社会，女性是被高度客体化的，是附属于男性的物品，父权制婚礼，女人要完成由一个男人“转交”给另一个男人的仪式，女性自从出生，就作为一个“对象”，进入无处不在的凝视和评价体系中，被大量的偏见、谎言包围，而真正的自我与需求则被忽视，被打压。
凝视和物化无处不在，最后一道屏障是自我认知。如果缺乏这层屏障，那女性自身就会不自觉地参与物化的过程，由外表至内心，从衣着到行为，最终女性成为符合文化与社会想象的形象，这就是社会建构。父权制下女性的标准的成长过程，就是离真正的自己越来越远，成为客体、成为观看者、成为完美符号的过程。
努力视自身为主体，去成为自己，去参与世界。
- Author:feihuo
- URL:https://www.daysdream.top/article/8
- Copyright:All articles in this blog, except for special statements, adopt BY-NC-SA agreement. Please indicate the source!